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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安旅行团——“民族解放的小号手”

  新安旅行团和新安小学有着怎样的关系?它们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?

  新安小学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1929年创办。1935年10月10日,该校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,以文艺为武器,宣传抗日救亡。在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怀指导下,新安旅行团积极宣传党的主张,历时17年,行程5万余里,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份。


  毛主席给新安旅行团的回信

  在淮安河下莲花街的萧湖通济桥畔,有一座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墓葬,这里长眠着将一生献给人民教育事业的新安小学老校长汪达之。

  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东三省被侵华日军占领。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,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。在江苏淮安,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深深认同中共的抗日主张,唤醒民众、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澎湃着这位29岁年轻校长的心灵。他认为,每一个中国人,每一个中国儿童,都有责任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。

  汪达之1902年出生于安徽黟县,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和坚定追随者。1923年,汪达之读到陶行知的《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》,深深赞同其中师生应“共学、共事、共修养、共生活、共甘苦”的主张,对陶行知提出的“征集一百万位同志,创办一百万所学校,改造一百万个乡村”的宏愿更是向往。1928年秋,汪达之进入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,成为该校第四期学生,系统学习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。

  1929年,陶行知在淮安北门外河下镇创办新安小学,亲自兼任第一任校长。1930年,受陶行知委托,从晓庄师范毕业的汪达之来到淮安,出任新安小学第二任校长。

  “组织新安旅行团,正是汪达之校长的主张。”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馆长顾学让说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日寇加快了侵华的步伐,怎样唤起民众,团结更广大的力量一致抗日?汪达之决定,带领孩子们组织旅行团,在修学旅行中宣传抗日主张,以社会为大课堂,践行陶行知“生活即教育,社会即学校”的教育思想,发动广大民众、投身抗战洪流。

  “1935年10月10日,新安旅行团第一批团员14人,冒着蒙蒙细雨,从淮安西门外古运河码头,登上南下的小轮船,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。团员年纪最大的19岁,最小的年仅12岁,他们身着白衬衫和蓝色工装裤,脚踏草鞋,各自携带一把雨伞和一只行李袋就出发了。” 顾学让介绍说。

  第一批“新旅”团员、也是唯一健在的团员、99岁的曹维东老人曾回忆:“(当时)穿了一套工作服,带了一个袋子,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了,队伍从河下镇出发了。出发的时候,河下镇的一些父老乡亲、一些学生家长送我们。他们有人依依不舍掉了眼泪,但是我们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。”

  陶行知先生对新安旅行团给予了全力支持,他不但将母亲的500元人寿保险金全部赠送给“新旅”,还帮“新旅”从上海购买了一架德发牌电影放映机,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、电唱机和幻灯机,并为孩子们准备《一·二八淞沪抗战纪实》《民族痛史》《抗战》等几部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抗日救亡歌曲唱片。

  在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内,记者看到了当年陶行知提供给孩子们的电影放映机。顾学让讲述了放映机的故事:在当时的农村,“新旅”每到一处,都会放映影片,宣传抗战主张。四里八乡的民众们老远赶过来观看。为维持开销,“新旅”最初曾规定每位观众看电影付3个铜板。不久,汪达之看到很多人没有钱,只能远远观望,他决定,不管大人小孩,只要喊一句抗日口号,如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中华民族万岁”等,就能免费进场看电影。用放映电影的形式宣传抗战,“新旅”在中国抗战史以及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  1936年5月,新安旅行团抵达上海。在党组织的安排下,当年的一批著名进步学者和艺术家前来给孩子们授课。比如,洪深、张庚讲戏剧与导演,艾思奇讲哲学,孙冶方、骆耕漠讲政治经济学。曹维东回忆,团员们还参加了著名导演蔡楚生的儿童抗日电影《小五义》的拍摄,他在剧中担任第二主演。在上海,“新旅”深入工厂、学校、码头,走上街头,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,并担任鲁迅先生出殡时挽歌队。

  抗战全面爆发后,在炮火纷飞的前线战场,在支援前线的大后方,在坚持抗战的敌后根据地,都活跃着“新旅”孩子们的身影。

  史料和“新旅”团员们的回忆,还原了这群淮安孩子的“烽火历程”——在西安,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同志指示“新旅”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,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;在兰州,团员徐志贯、张牧等加入中国共产党,“新旅”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批准下建立党支部;在武汉,团员们冒着炮火,救助伤员,激励军民同仇敌忾,打击侵略者。陶行知写诗赞誉他们“人从武汉散,他在武汉干。一群小好汉,保卫大武汉”。1938年7月,周恩来同志在武汉接见了汪达之和徐志贯,对来自家乡的孩子们给予鼓励;在桂林,“新旅”团员以天然溶洞为课堂,教孩子们读书写字,宣传抗日主张。至今七星岩的崖壁上还留着他们的标语“敌人在轰炸,我们在上课”。途经桂林的周恩来同志,再次看望了“新旅”团员,鼓励他们壮大队伍。

  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 爆发后,新安旅行团辗转经香港、上海抵达苏北盐城。刘少奇、陈毅接见了全体团员,赋予他们“组织十万儿童”的重任。“新旅”不负众望,组织起18万名儿童团员,劳军支前、站岗放哨,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。

  抗战胜利后,新安旅行团给毛主席写信,汇报工作和学习情况,表达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。1946年5月20日,毛主席亲笔给“新旅”复信:“新安旅行团全体同志:来信收到,极为感谢!祝你们努力工作,继续前进,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。”如今,这封珍贵回信的复制件就保存在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。

  十七载革命岁月,五万里救亡征途。从1935年到1952年,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新安旅行团,在17年时间里,行程5万余里,吸收团员600多人。顾学让说,“新旅”通过放映抗战电影、排演街头歌舞剧、教唱救亡歌曲、写标语、绘壁画、编辑出版刊物、组织发展儿童团等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,开展抗日救亡,为号召广大军民共赴国难,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立下功勋,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。著名作家冰心称赞他们是“民族解放的小号手”。

  今天的新安小学校园内,静静矗立着周总理与“新旅”“小好汉”们的雕像。“小好汉”的耳畔没了轰鸣炮火,取而代之的是朗朗读书声。在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,180多件与新安旅行团相关的实物,还原了“新旅”的历史历程。“新时代,孩子们用各种方式传承‘新旅’精神。”顾学让介绍,新安小学厚植红色基因,着力构建“敢为小先生、能做小主人、争当小好汉”的“三小”育人体系。学生们牢记周总理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的教诲,常常在课余担任纪念馆的讲解员,向参观者回顾先辈的光荣历史,在声情并茂的讲述中赓续红色血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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