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恩来在1937年党的活动分子纪念会上的报告中，特别指出“为党工作而劳累至死的，前有高君宇，后有沈泽民”。高君宇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、理论家，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、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。“我是宝剑，我是火花，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，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。”——这是高君宇生前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，后来镌刻在他的墓碑上，成为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建党初期的重要成员。高君宇出身于当地有名望的大户人家，家庭条件优越。1916年秋，他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备班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受李大钊的影响，高君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并积极投身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。五四运动中，他被选为学生干事会干事，是组织者之一。1920年初，李大钊与高君宇、邓中夏等商议决定先组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。经过多次酝酿，同年3月，高君宇、邓中夏等秘密成立了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。10月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，李大钊、张申府、张国焘、高君宇等成为最早的成员。1921年7月，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，高君宇是当时全国第一批58名党员之一。1922年，在党的二大上，高君宇同陈独秀、张国焘、蔡和森、邓中夏一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1924年5月，受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，他到山西加紧进行秘密建党工作，介绍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先进分子入党，先成立山西党小组，后正式建立中共太原支部。

　　早期党团工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。建党初期，我们党集中力量加强工人运动，同时积极发展党团组织。1920年11月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会议，“公推高尚德(即高君宇)为书记”。1922年5月，高君宇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被选为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。他还积极指导当时有重要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展工作，明确提出“人不可无一种主义”。1924年3月，他担任北京团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，并代理北京市团地委书记。高君宇积极投身工运，和邓中夏在长辛店办起了工人子弟学校，成立长辛店工会，并直接参与领导1923年初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，领导工人同反动军阀进行斗争。他在秘密编辑刊印的《京汉工人流血记》中总结和反思罢工失败的原因，指出工人需要于组织工会之外，还组织政党，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。党的三大还将《京汉工人流血记》作为正式文件分发代表。

　　建党初期的理论家。高君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，结合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，积极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，对党的建设、工人运动、妇女解放、民主革命等方面工作都起到重要指导作用。1920年5月，高君宇在《新青年》劳动纪念号发表了《山西劳动状况》，对太原、大同两城市不同社会阶层工人的经济社会情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。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，会议决定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《向导》周报。9月13日《向导》周报在上海创刊，由蔡和森担任主编，高君宇任编辑。从1922年9月至1924年9月两年的时间里，他在《向导》上发表了近30篇文章。他还参加了中共北方区委的《政治生活》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《工人周刊》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《先驱》等刊物的编辑工作，撰写了40多篇文章。在这些进步刊物里，他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，号召要打倒阻碍和平的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。1923年11月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，高君宇同蔡和森、瞿秋白、彭述之、恽代英5人被任命为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。

　　卓越的政治活动家。党的西湖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。之后的中共三大最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，实现了国共合作。1924年初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，高君宇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地区的统战工作，并在同年3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后，担任总务股主任。1924年10月，和张太雷等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。11月，他随孙中山离开广州，抵达北京，因积劳成疾，住院治疗。1925年1月，孙中山决定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，高君宇坚持要求出院，抱病投入大会筹备工作。3月1日，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，高君宇出席了会议，并和李大钊等30人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。3月2日，忽感腹部疼痛，仍坚持工作。4日，腹痛加剧，难以支持，被送至协和医院。6日凌晨零时二十五分，因急性阑尾炎术后腹膜脓肿并伴有败血症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，年仅29岁。

　　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。1921年，在北京一次山西同乡会上，高君宇与石评梅相识并成为恋人。他在写给石评梅的信中说，“我很信换一个制度……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‘改造’上去了”，并劝导石评梅“粉碎这些桎梏”“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”，成为“奋斗的人”。1925年1月28日，高君宇和石评梅游陶然亭，他在写给石评梅的信中述说了当天美好的时光。一个多月后，高君宇病逝，依其生前的愿望，同志们把他安葬在陶然亭。3年后，石评梅因思念过度也随他而去。正如她刻在高君宇墓碑上的文字，“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的生命，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，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”。亲友依据石评梅“生前未能相依共处，愿死后得并葬荒丘”的遗愿，将她安葬在高君宇的墓旁。1956年，周恩来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时提到陶然亭的高石墓，说：“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，留着它对青年也有教育。”